written on Nov 10, 13

关于《古拉格群岛》的笔记

从十一开始的空闲时间基本上都在回看古拉格群岛。 散发出来的承重感是最宝贵的粮食。 无论怎么也文艺不起来,老老实实做的笔记。


他们还希望有一个平安的结局,怕一叫喊就坏了事(因为我们没有得到来自阴曹地府的消息,我们不知道从刚一抓起来的时候起,对我们的命运已按最坏的方案作了决定,因而再也不可能把它变得更坏了)。其他一些人还没有成熟到懂得构成向群众呐喊的内容的那些概念。须知只有革命家,他的口号才在唇上,到时候便会脱口而出,而一个驯顺的、毫不相干的庸人,这种口号从何而来呢?他干脆不知道他该叫喊什么。最后,还有这样一类人,他们胸中积郁太深,眼见的世事太多,怎能在几声不相连贯的叫喊中把一湖之水倾吐出来。


请看那些年代常有的情景。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省)正在进行。主持会的是接替不久前入狱的前休的新区委书记。在会议结束时通过致斯大林的效忠信。不用说,全体起立(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每当提到他的名字时大家也都一跃而起)。在这个小礼堂里“掌声雷动,转变为经久不息的欢呼”。 分钟,四分钟,五分钟,依然是掌声雷动,依然是转变为经久不息的欢呼。

但是手掌已经发疼了。但是抬起的手臂已经麻木了。但是上了年纪的人已经喘不过气来了。但是连那些真心诚意崇拜斯大林的人也已经感到这种状况蠢不可耐了。然而,谁敢第一个停下来呢?那个站在台上刚宣读过效忠信的区委书记本可这样做。但他是刚上台的,他是来接替入狱的前任的,他自己也害怕呀!要知道在这里,在会场里,也有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站在那里鼓掌,他们注视着谁将第一个住手……于是在这个不知名的小礼堂里,在领袖不 道的情况下,掌声持续了六分钟!七分钟,八分钟……他们完蛋了!他活 不成了!他们已经停不下来了,直到心脏破裂倒在地下!在会场后排,在人堆里,还可以稍稍耍点滑头,拍得少些,不那么使劲,不那么狂热但是在主席台上,在显眼的地方怎么办呢?!本地造纸厂的厂长,一个独立不羁的坚强的人,站在主席台上,明知道这个局面的全部虚假性,明知道大家陷入了绝境,但也在鼓着掌!九分钟!十分钟!他愁眉苦脸地望着区委书记,但那个人却不敢停下来。发疯了!大家都发疯了!区的头头们怀着微弱的希望面面相觑,但脸上做出兴高采烈的样子,他们将继续鼓掌,一直到趴下,一直到用担架把他们抬出去!甚至到那时候,剩下来的人也不会动摇!……但造纸厂厂长在第十一分钟上恢复平常办事的神态,在主席团里自己的位置上坐了下来。于是啊,奇迹发生了!全场那种欲罢不能的难以形容的热情跑到哪里去了?大家同时在同一击掌声上停止了,也都坐了下来。他们得救了!松鼠猜到了该从转轮上跳出来!……  

然而,也就是这样发现独立不羁的分子,也就是这样把他们摘除。造纸 厂厂长于当夜被捕。完全以别的理由很容易地就给他搞上了个十年。但是,当他在第二0六页(最后一页侦查笔录)上签了名以后,侦查员要他记住:   “永远不要第一个停止鼓掌!”

(那怎么办呢?那我们怎样停下来呢?……)

这一段读的时候想到了新世界より这段:

「それぞれの王の死後には、生前の業績に応じて諡が付けられましたが、それとは別に、一般民衆の付けた悪諡も残っています。第五代皇帝、大歓喜帝の即位に際しては、民衆の歓呼と喝采が三日三晩止まなかったという記述があります。単に誇張した表現だと思われていたのですが、後に、これが事実であったことがわかりました。最初に拍手をやめた者から百人までを、祝典の生け賛としてPKで人体発火させ、苦悶する黒い炭の像を造って王宮に飾ることになっていたからです。民衆は、このことから、大歓喜帝に阿鼻叫喚王という悪詮を奉りました」

大意是说这位名为『大欢喜帝』的王,在继位式上将最先停止拍手的民众烧死并早为炭制的塑像装饰在王宫里。


麦克佩斯的理由是无力的——所以受到良心的谴责。雅各也只是一只小羊羔。莎士比亚的恶人们的想象力和气魄也就止于几十具尸体。因为他们没有思想体系。   

思想体系!——它使暴行得到所需的辩解,使坏人得到所需的持久的坚强意志。那是一种社会理论,这种理论使他能够在自己和别人面前粉饰自己的行为,使他听到的不是责难,不是咒骂,而是颂扬和称誉。宗教裁判者的精神支柱是基督教征服者——是使祖国威名远扬,殖民主义者——是文明,纳粹分子——是人种,雅各宾派和布尔什维克(早期的和晚期的)——是后代的平等、博爱、幸福。   

由于思想体系,二十世纪遭逢了残害千百万人的暴行。这些暴行是不能否认的,不能回避的,不能闭口不言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敢坚持说恶人是没有的呢?这千百万人是谁消灭的呢?要是没有恶人,群岛就不会存在。


我们应当公开谴责宣扬一部分人可以惩治另一部分人的思想本身!对邪恶默不作声,把它赶进躯体里去,只要不暴露就行——这样做我们就是在播种邪恶,有朝一日它将千倍地冒出来。我们不惩罚甚至不谴责恶人,这不单单是在保护他们卑微的晚年,这等于从下代人的脚下挖掉任何公正观念的基础。他们之所以长成“漠不关心”的一代,正是这个原因造成的,而不是 为什么“教育工作薄弱”。现在的年轻人脑子里装的是,干坏事在人世上 远不会受到惩罚,反而一定能带来好处。  

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够不舒服,够可怕的就是了!


一个简单的真理,但要悟出它也需要饱经痛苦:值得祝福的不是战争中的胜利而是战争中的失败。胜利为政府所需要,失败则为人民所需要。在胜利后还想胜利,在失败后则想自由——而且一般能够争取自由。失败之为人民所需要,正如苦难和灾祸之为个别的人所需要一样:它们迫使他深化内心的生活,使他在精神上变得崇高。


你可以真心地不相信这个,不允许自己相信,你可以说几句笑话挡回去,但是,地球上最热不过的一把火红的铁钳突然夹紧你的心:要是真的呢?……

要是真的呢…


如果站到法学家们的立场,便会觉得:既然连全国普选也只有一名候选人,那末,说实话,审案子为什么必须有两种可能的结局?而且无罪判决在经济上也是一种胡闹!因为这就是说,情报人员、行动人员、侦查机关、检察机关、监狱的内部警卫、押解人员大家全都白干了!


对绝食效力的天真信念,我们是从过去的经验和过去的文献中得来的。而绝食——是一种纯道义的武器,它是以狱吏还没有丧尽天良为前提的。或者是以狱吏害怕社会舆论为前提的。只有那时绝食才有效力。


列夫·托尔斯泰早已对比留科夫回答了这个问题(《与托尔斯泰的谈话》):“你不明白为什么要回忆吗?如果我害过一场重病,治好了,根除了,我将永远会高兴地回忆这件事。只有当我的病情依然如故或日渐沉重,当我想欺骗自己的时候,我才不去回忆。如果我们回忆旧日的暴行,敢于正视它,我们今日的新的暴行也将暴露无余”。


普拉夫金成长在有文化的人们当中,一生从事智力劳动,他周围都是一些智力发达的人,但他能算一个知识分子即具有独立智能的人吗?   

多年来我不得不对“知识阶层”这个字眼进行认真的思考。我们都很 欢把自己归入这一类,而实际上并非全都能归得进去。这个字眼的含意在苏联完全歪曲了。凡是不用(和害怕用)双手劳动的人都成了知识分子。这里包括所有党的、国家的、军队的和工会的官僚;所有的会计和记帐员——拨算盘珠的机械奴隶;所有的办公室职员。我们更加轻易地把全体教师(那些顶多只是个会说话的教科书,即没有独立的知识也没有独立的教育见解的人也在内)也都归到这里。还有所有的医生(那些只会在病历上瞎划两笔的也在内)。至于那些仅仅和编辑部、出版社、电影厂,演奏厅沾点边的,也都被毫不犹豫地划入了这一类,更不消说那些出书、拍片、拉琴的人了。   

实际上一个人不能单凭上面任何一个标志就划入知识界。如果我们不想根本失去这个概念,我们就不应降低它的价值。知识分子不是依职业属性和工作种类决定的。良好的教育和良好的家庭也不一定能培养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这样的人,他对精神生活的兴趣和志向是换而不舍的,是固定不变的,并不是外界环境所强加,甚而是与外界环境相对立的。知识分子是这样的人:他的思想不是模仿性的。


“无不同政见者”的最高真理是什么?就是:不愿放弃任何一个旧判断, 不愿汲取任何一个新判断。任凭生活劈头盖脑地抽打他们,滚滚波涛似地淹没他们,甚至像车轮似地碾过他们,他们仍是无动于衷!他们不承认它,好像它并没动。脑子里的东西一点改不得,对生活经验干脆没有进行批判思考的能力——这倒成了他们的骄傲。监狱决不可以影响他们的世界观!劳改营 也影响不得!原来站在什么立脚点上,今后仍要站在什么立脚点上!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怎么能因为偶然进了监狱就变了? (即使存在改变着,存在显示出了新的方面,我们的意识岂能改变?绝不能! 即使存在完蛋了,也不能决定我们的意识!须知我们是唯物主义者!……)


回顾往昔,我看到在我全部有意识的生活中,我既未能理解我自己,也未能理解我的追求。明明是祸,我却长久地认为是福。一向的努力从来是南辕而北辙。但正如海水的来潮把无经验的洗浴者推倒并抛上海岸一样,灾祸的打击也使我浑身痛楚地跌回坚实的地面。只是因为这样我才得以走上了我一直想走的那条道路。   

命运只许我用压弯的、几乎要折断的脊背从狱中年代里驮出一条这样的经验;人是怎样变成恶人和怎样变成好人的。在少年得志的迷醉中我曾觉得自己是不会有过失的,因而我残忍。当大权在握时我曾是一名刽子手和压迫者。在我穷凶极恶的时候我确信我在做好事,我有头头是道的理由。只有当我躺在牢狱里霉烂的麦秸上的时候心里才感觉到善的第一次蠕动。我逐渐发现善与恶的界线并不在国家与国家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而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穿过,在一切人的心中穿过。这条线在移动,它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摆动;连被恶占据了的心中也保持着一小块善的阵地。连在最善的心中仍保留着一个……尚未铲除的恶的角落。  

自那以后我终于懂得了世间一切宗教的真谛:它们是与存在于(每一个)人内心的恶作斗争的。世界上的恶不可能除尽,但每个人心中的恶却可以束缚。   

自那以后我终于懂了历史上一切革命之虚妄:它们只消灭各自时代的恶的体现者(而在匆忙扰乱中也不加分辨地消灭着善的体现者)——至于被更加扩大了的恶的本身,它们却当做遗产继承下来。


你垮了台。你受了惩办。你从生活中被提溜了出来——但你是不是还不愿意落到最低层?你是不是还想手里拿着步枪高踞于什么人之上?你是不是还想高踞于你的兄弟们之上?那么给你!拿好!有人逃走你就开枪!我们还会称你为同志呢。我们将发给你红军战士的口粮。   

于是他很得意。于是他像奴才一样地捏紧抢托。于是他开枪射击。于是他变得比正牌自由人警卫队员更加严厉。(哪种解释对?这个主意是出于对社会主动精神的盲目迷信?或者是以人类最低级的感情为依据的冰冷而轻蔑的计算?)


一提到那些人,我们这里的人们都会十分轻蔑地(宣传鼓动员们则是加倍轻蔑地,而那些十月革命的护宪派们更是倍上加倍地轻蔑地)撇着嘴说:这些人都是“受过苏维埃政权委屈的人”,是“过去受过惩罚的人”,是从 前的富农子弟”,他们都是“对苏维埃政权怀恨在心的人”。

一个人这么说,另一个人点点头,似乎就什么都清楚了。似乎人民政权本来就有权利委屈自己的公民。好像最根本的毛病,主要的病症就出在这里,出在他们“受了委屈”……他们“怀恨在心”上面……  

而且,竟没有一个人喊一声:你住口吧!见你的鬼去吧!你们到底是不是认为存在决定意识?决定不决定?或者你们想说:只有在对你们有利的时候存在才决定意识,而对你们不利的时候就不决定了,是吗?


我们这里还有一些人会微微蹙着额头这样说:“是啊,是犯过某些错误。 而且永远使用这个恶作剧而又不受惩罚的无人称句子——犯过。可就不知道是谁犯过的。似乎就是那些干活的能手、搬运工和农庄庄员们犯过的了。谁也没有勇气说:是共产党犯的!是那些永不换班的、不负责任的领导人犯的!除了掌握着政权的人们之外,那些错误还会由谁“犯过”呢?都推到斯大林 一人身上行吗?总该有点幽默感吧。是斯大林犯的,那么,请问,你们这些人,几百万领导者,当时干什么来着?   

不仅如此,连这些错误本身也在我们眼里仿佛很快地就消散开了,变成了某种朦朦胧胧的、不清楚的、没有轮廓的斑点,它已经不再被看作迟钝、狂热、用心险恶所造成的后果了。而只有在一个问题上,即在共产党人把共产党人关进了监牢这个问题上,承认了所有的错误。至于一千五百万到一千七百万农民被弄得家破人亡、被送去消灭、被迁移到全国各地而且被剥夺了记住并且提起自己父母的权利——这些似乎就都不是什么错误了!我们在本书的开头提到的那些下水道的水流,看来也不算是错误了。对于同希特勒作战毫无准备,摆出一副骗人的架式在不断变换口号中可耻地后退,仅仅依靠俄国伊万的精神和为神圣的俄罗斯而战的口号才在伏尔加河一带迫使德国人止步——对于这一切,不仅不算是斯大林的失策,反倒一变而几乎成为他的主要功勋了。


说到这里,如果我们是公正的,就该作这样的设想:既然人们践踏我们的身体和我们所喜爱的东西时我们会感到难受,那么,被我们践踏的人当然也会感到难受。不是吗?那些被我们消灭的人们有权憎恨我们——这个想法或许也是公正的吧?或者不对?他们没有这种权利?他们应该怀着对我们的无限感激而死去?   

我们总是说那些伪警察和伪市长们都具有某种久已有之的、几乎是天生的仇恨。可是,要知道,这仇恨是我们自己播种在他们心里的呀,它是我们的“生产下脚料”。国家公诉人克雷波科是怎么说的?他说:“在我们看来, 每一种犯罪都是该社会制度的产物。”同志们,这是你们的制度的产物! 该记住自己的学说嘛!


不管看来多么奇怪,但事实是:“进学说”关于民族主义正在衰落的预言并没有实现。在原子和制论的时代,它——民族主义——不知为什么反而兴盛起来了。这样一个时刻正在到来: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我们必须履行我们关于自决权和独立的全部诺言。而且我们应该主动地使它兑现,不要等待别人在火堆上烧死我们,在河里淹死我们或者砍掉我们的脑袋。我们究竟是不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这一点,我们不能靠疆土之广大,被保护民族之众多来证明,而只能靠行动之伟大来证明,还要靠我们放弃了那些不愿意和我们一起生活的土地之后在自己土地上的精耕细作来证明。


现在,当我回忆起当时我们那些虚幻而有害的希望时,自己也感到荒唐。全面的核毁灭不管对谁来说都不是出路。何况,即使不用核武器,任何一种战争状态都只能成为国内暴政的借口,会加强国内暴政。但是,如果我不讲出真实情况,不说出我们在那个夏天的实际想法,那么,我写的历史就被歪曲了。   

罗曼·罗兰那一代人年轻时曾因为担心战争爆发而苦恼,而我们这一代囚徒则相反,我们是因为没有战争而苦恼。这就是政治犯特种劳改营当时的真实精神状态。我们就是被逼到了这种地步。世界大战带给我们的只会是两种可能:或者是加速死亡的到来(从炮楼上扫射我们,像德国人干的那样在我们的食品里放毒和使用杆菌),或者,也许会是取得自由。不管是哪一种,都能更迅速地得到解脱,总比拖到一九七五年的刑满期好些。


他作对了,道义上他是正确的:并没有人责怪他嘛!老百姓说,他在世时“比赫鲁晓夫的时候”要好一些,因为每逢四月一日“愚人节”时香总 要减价一戈比,小百货不是还减价十戈比吗?直到他死前,对他的颂诗和赞歌不绝于耳,而且直到今天也还不允许我们揭穿他呀:你想揭穿?那么不仅是任何一个书刊检查员会使你立即停笔,而且站在商店里或坐在火车里的任何一个人都会急急忙忙堵住你这张胡言乱语的嘴。   

是的,因为我们一向习惯于尊重那些大恶棍,我们一向就崇拜那些大刽子手嘛!   

他做对了,尤其是从国家角度看,他是正确的:是他用这鲜血焊接成了驯服柔顺的集体农庄。至于说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农村会贫困到一无所有,而人民群众会在道德上蜕化堕落,那又有什么了不起呢?要知道,我们的火箭可将要飞向宇宙空间,进步的、文化高度发达的西方可将要在我们这强大的国家面前俯首听命啊!   


他的全部战斗从一开始就没有成功的希望。他无法把这一团又粘又乱的东西理好。何况,即使他完全胜利了,那也不可能使整个制度、整个体系有所改变。最多只是在一小块有限的土地上闪现出一个洗净了的洁净的斑点,而它很快又会被大片灰黑色盖住。他可能取得的全部胜利补偿不了他可能遭到的报复——第二次被捕。(只是由于赫鲁晓夫时代的到来才使米特罗维奇免于再次被捕。)他的战斗是没有希望的,但他那拼出一死也要反对人间不平的精神却很富于人性。可以说他胸斗争是注定失败的,但却不能说这斗争是无益的。假如我们不都那么“聪明”,假如我们大家不是无休止地诉说:“没有用!不解决问题!”那么,我们的国家也许会不完全是这个样子!尽 特罗维奇不是普通公民,而是个流放者,但他那双眼睛的闪光却也使得区政 权当局望而生畏。


我们的社会状况酷似一个物理场。这个场的所有力线都从自由的一端引向暴政的一端。这些力线都十分稳定,它们像是深深嵌进去了、变成了化石,根本不可能使它们松动,不可能敲下或弄弯它们。任何进入这个场的电荷或物质都立即被轻易地吸向暴政那一端,简直不可能到达自由的一端,除非套上一万头公牛来拉。


当尼基塔·赫鲁晓夫傲然登上代表大会讲坛对斯大林的监狱暴政展开新的一轮攻击时,他其实是刚刚才纵容人们去加强了自己那套毫不逊色的劳改营制度。可是,他却真诚地相信这两者不仅可以并行不悖,而且是协调得体的!


新切尔卡斯克

这一段触目惊心,记得某人说过,历史重演是闹剧。 英文wiki <-中文完全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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